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。”书香留下的氤氲，在江苏淮安这座千年古城薪火传承、代不乏人。一部两千多年来书香淮安史，就是两千多年来淮安文化发展史；就是一部深刻记录淮安书生读书、著书、藏书、刻书的历史；就是一部集中展现淮安书生读书态度、个人情操、民族气节、社会贡献的历史；就是一部淮安书生报国的历史。
读书态度
1911年，沈阳东关模范高等学堂，年仅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为什么读书时，铿锵有力地说道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”周恩来的回答，不仅喊出中国人的梦想，更是千百年来淮安书生的梦想。
西汉文景年间的淮安人枚乘深感国家统一安定对百姓的影响，前后两次劝诫吴王刘濞幸勿“乘累卵之危，走上天之难”。但事与愿违，一场汉初的诸侯叛乱未能阻止。“七国之乱”平定后，枚乘名声大显，成为景帝座上宾。武帝时又以“安车蒲轮”征枚乘，怎奈其病死于途中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枚乘作的《七发》上承骚体，下启辞赋，南宋学者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，“枚乘作《七发》”“盖文章领袖，故为可喜”。然而，如果仅仅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出发，枚乘和《七发》的地位并不能得到完全彰显。我们更应该从思想层面解读这部作品，其主旨应该是劝诫时弊。《七发》原指“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评论其“盖七窍所发，发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”。
在“立心、立命、开太平”精神感召下，淮安书生并不是固守在书房内穷经皓首。科举时代的淮安状元沈坤，在倭寇猖獗的境况下，“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”，亲率官兵与倭寇力战，留下英名。历史吊诡的是，沈坤既有状元之才，却未能留下多少佳句名篇，反倒是以抗倭之功受后世敬仰。不固守书房的书生，还有很多。
民族气节
南宋时期，向来先进的东方文明正经受着由繁盛到衰落的过程，这其中关键因素就是长年累月的战争。偏安临安（今杭州）的朝廷先后与金国发生五次战争，尤其是第五次战争，金宋两败俱伤。端平元年（1234）宋蒙结盟攻金，金亡，宋收复开封、河南、应天三府。待等宋人醒悟时，蒙军已翻脸。1279年，南宋灭亡。细考龚开生活的年代：1222—1304，社会动荡不安之时；龚开出生地：今淮安市洪泽县的龟山，宋的边境。耳濡目染家国山河的丧失和破败，龚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当他听到陆秀夫、文天祥先后不屈就义后，原本作为画家的龚开撰写了《宋陆君实传》《宋文丞相传》，给后人留下了认识南宋的悲壮描写。
元统治中原后，招降汉族官员，年过七旬的龚开正气凛然、不为所动，“颀身逸气，如古图画中仙人剑客”。再后来，龚开躲在苏州隐居起来，偶一出来卖画，“人辄以数十金易之去”。其实人们更看重的是他千金不能买的骏骨。今天我们再读宋人路德章《盱眙旅舍》时，多少可从这首诗中读出书生的民族气节和历史责任感——“道旁草崖两三家，见客擂麻旅点茶。渐近中原语言好，哪知淮水是天涯！”
个人情操
淮安自古以来即是一个礼仪之邦，宋代推崇儒学，淮安人更是知书达理，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是也。淮安乡人徐积，字仲车，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（1028），卒于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），享年七十有六。徐积孩童时沉默寡言，三岁丧父即“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”，读《孝经》则“流涕不能止”。20岁师从理学前辈胡瑗（字翼之，世称安定先生），“言之在耳，一字不违也”。中年考取进士，因有“重听之疾”，又不忍一日离开母亲一步，“恐异姓不能尽心于母”，故而回乡任楚州教授，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。母去世后，徐积在墓前守孝三年，寒冬雪夜哭泣于母墓之前。
徐积与苏轼有交谊，宋元祐四年（1089）苏轼赴杭州任之时，路过淮安特意见了一次徐积；元祐七年，苏轼再次路过淮安拜访老朋友。苏轼称赞徐积：“古之独行也，于陵仲子不能过”，这就是说徐积的德行如同战国时思想家、廉士陈仲子一样。徐积著有《节孝集》30卷等，宋徽宗政和六年（1116）赐谥“节孝处士”。淮安书生汲取了书中精华，不断丰富提高着自身道德修养。
社会贡献
淮安多水，淮水喜怒无常，以故淮安自古也多水患，这也是“淮安”地名的由来，无论官府还是民间，都祈盼“淮水安定”“淮水安澜”。淮安人郭大昌应召进入驻节清江浦的江南河道总督衙门，做一个普通办事人员，从最基础的工程核算、物料收支学起。因自幼敏而好学，底子好，在河道总督衙门三年的时间，郭大昌“尤明于水性衰旺，能以意知其溜势所直”，进而以“老坝工”身份晋升为“参吏”。郭大昌“讷于言而拙于文”，但精通河工技术，包世臣所著《中衢一勺·郭君传》中说：“河自生民以来，为患中国。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；潘氏之后百年而得陈君；陈君后百年而郭君。贤才之生，如是其难。”淮安书生有强烈的进取心，考量淮安书生的社会贡献，不能仅仅以其功名判断，像郭大昌这样掌握具体技术的人才，也是淮安书生的楷模，毕竟读书要致用的。
读书致用，还在医学方面有所体现。吴鞠通出身书香之家，自幼习儒，19岁时因父病故，而“慨然弃举子业，专事方术”，立下“不为良相，愿为名医”之宏愿。1783年秋，吴鞠通离淮赴京深造，学问功底大大提升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京中温病流行，吴鞠通运用所学治愈数十人，名震当时。经过长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，吴鞠通终于写成专治温病的医学巨著——《温病条辨》，从而建立了治疗温病的完整的理论系统——温病学说。在《温病条辨》中，吴鞠通秉承科学精神，一方面“精心以师百氏”（继承），另一方面“抗志以希古人”（实践创新）。该书甫一发行，即为医家所推崇，被誉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。
除了水利、医学等领域外，淮安还有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。如山阳籍数学家骆腾凤“研精覃思，寒暑麋间”，有《开方释例》（四卷本）和《游文录》（二卷本）传世，其小传载入《清史稿》，表现出世人对其科学成就的认可。
考察淮安读书风气的形成，应该看到这与各地商人（尤其是徽商）往来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。徽州商人素来“贾儒结合”“亦儒亦贾”，为了提高文化修养，进而取得文化心理上的认同，商人多愿意斥资兴建亭台楼阁、园林名胜，借此场域文人雅士揽胜访古、文酒聚谈。如河下，“为淮北商人所萃，高堂曲榭，第宅连云”。河下有曲江楼，曾“大会海内名宿于此，萧山毛大可（奇龄）预其胜，赋《明月河》篇，一夕传抄殆遍”。曲江十子所著之《曲江楼稿》风行海内，一时之间“四方学者争购其文”。以曲江楼为中心，更是聚集起著名的文学社团——望社，成为瞩目清初诗坛的奇葩。
读书风气一旦形成，多少也能熏染一地的人文风尚。明清时代的淮安虽富甲一方，然风俗尚勤俭，这多少也与诗书熏陶有关。光绪《淮安府志》载：“利之所在，百族聚焉，第宅服食，嬉游歌舞，视徐海特为侈靡。惟（淮安）士人尚能遵俭朴、持节概，耻与豪盛相往还，长老犹能识其语。善乎哉！浸渍于诗书之效也。”
相关链接：https://article.xuexi.cn/articles/index.html?art_id=1354416455239846639&item_id=1354416455239846639&study_style_id=feeds_default&pid=&ptype=-1&source=share&share_to=wx_single
